在这之前,他从清华汽车系毕业,曾经因为判断“燃油车时代个人没有创业机会”,没有选择汽车相关方向。后来电动车时代到来,他说那是自己的一次误判。
再后来,他做过一次创业,方向是小孩夏冬令营旅行,偏素质教育,做到了新三板,也被携程收购。但到了40岁这个节点,他仍然觉得,自己下一段人生还要继续创业。
他去找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聊天,想找一个“水大鱼大”的赛道,再All in一次。结果聊着聊着,他没有去做一家新的公司,而是接手了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。
王学辉后来把这次转身称为“第二次创业”。只不过这一次,他不再只想做一棵树,而是想种下一片森林。
但他不回避这个0。相反,他认为这是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必须具备的一种“革命乐观主义”——因为相信,所以看见。王学辉的判断是,在这一轮硬科技浪潮里,清华校友创业公司整体有机会跑出两三百家上市企业;而水木要做的,就是用一级市场的方式,去做一只“清华校友创业指数基金”。
创业时,一个人要在一个具体赛道里做到“一厘米宽,一万米深”;但做投资,则更像是“一万米宽,一厘米深”。尤其是早期投资,不能幻想每个判断都绝对正确,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长期提高胜率的概率结构。
水木的概率结构,就是在“硬科技”这个大 beta 里,再叠加“清华校友”这个 beta。
过去几年,AI大模型、AI Infra、具身智能、芯片、商业航天、可控核聚变、量子计算,几乎每一个硬科技热点背后,都能看到清华系创业者的身影。王学辉相信,这是长期技术积累在一个历史窗口里的集中释放。
在他看来,清华校友往往“不缺做产品、做技术的能力”,但可能会缺销售、市场、战略、资本能力;很多人习惯“做十分说六分”,而今天的创业者至少应该学会“做十分说十分”。技术要扎实,但叙事也不能缺席;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,都要有。
所以,这场《原点Talk》,表面上聊的是投资,其实也反映了这一轮创业背后的几个问题:
为什么具身智能可能不是下一个手机或汽车行业,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条产业链?
以及,地方政府、长期资本、校友网络和创业者个人的“活人感”,到底如何共同塑造这一轮中国创新?
在王学辉看来,硬科技不是一阵风口,而是未来二三十年的大势。他的说法很直接:如果有所谓“国运之争”,那就是科技之争,硬科技之争。
高飞: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《原点Talk》,今天来聊一期关于投资的话题,我们请到重要嘉宾,也是老朋友哈,他是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管理合伙人王学辉。
我觉得聊技术就必须聊投资,这两件事是双轮驱动,所以想跟您聊聊,从投资人的视角,怎么看AI产业、以及背后的思考。先从个人经历聊起。您过去也是创业者,后来为什么转向投资?
王学辉:这个故事其实讲过很多次了。简单说,我是清华汽车系毕业的,1999 年到 2006 年在汽车系。当时我有一个误判:觉得在燃油车时代,个人没有什么创业机会,所以我当时创业没有选择汽车相关方向。现在回头看,电动车时代后来就来了,这件事确实错过了。
后来我自己创业,方向和技术关系不大,更多是模式创新,做的是小孩的夏冬令营旅行,偏素质教育。后来公司也上了新三板,最后算是被携程收购了。
到 2020 年,我开始思考下一段人生规划。对我来说,肯定还是要继续创业。当时我找到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师兄聊,说想去英诺看看项目,找到一个好赛道再 All in 一次。那年我 40 岁,觉得 40 到 50 岁这 10 年还能再干一把,希望找一个更大的赛道、水大鱼大的地方。
后来李总说,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正好没人负责,原来的投资负责人去创业了。投而优则创、创而优则投,这种情况很多,于是我们一拍即合。我把 All in 水木当成自己的第二次创业。好处是,我不再只是做一家公司、种一棵树,而是希望通过投资看到一整片森林。到现在已经五年多、五年半了,我一直把投资当作第二次创业,乐此不疲。
王学辉:这五年确实有很多感受。创业和投资首先在视野上完全不同。创业是在一个具体赛道里做事,是“一厘米宽,一万米深”,你必须在这个领域打到地壳、打到岩浆。但投资反过来,是“一万米宽,一厘米深”。你不可能只看一个赛道、一个项目,哪个赛道都要懂一点,但也不可能像产业专家、创业者那样懂得那么深。所以第一步是心态转变。
第二,创业更强调执行力。创业者要全力以赴,要做 KPI、OKR,要把事情一件件落实。但投资本质上是概率游戏,尤其早期投资,一定有成功概率在里面。努力当然必须有,但你不得不承认,投资不是只靠全力以赴就能完全控制结果。
第三,创业者往往是红花,是 C 位;投资人尤其是早期小股东,更应该做好绿叶。有些投资人上来就容易对企业指指点点,但在我看来,重要决策一定得企业家自己做,包括很多坑,也得让他自己去踩。投资人可以适当提醒,但不能代替企业家做决定。
王学辉:提醒肯定要提醒,但实话实说,所有坑都要自己踩。自己不踩,感受不会那么深。世间的道理都在那里,太阳底下没有太多新鲜事,但听了很多道理,依然过不好这一生,就是因为没有把道理变成自己的经验。
所以投资人能做的是适当提醒,让创业者即使踩坑,也尽量控制痛的程度,或者更快从坑里爬出来。但如果完全不让他踩,他可能永远没有真正的体感。
王学辉:当然要想办法提高概率。有些基金只投 AI、只投新能源、只投生物医疗,合伙人自己在相应赛道有创业经历或者很深的产业基础。这是一种提高概率的方式。
水木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概率策略:只投清华校友。我们相信,从高考筛选,到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课题开题、答辩、毕业,再到进入社会后经历各种捶打,清华校友在整体成功率上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。
我们首先站在硬科技这个大的 β 里,又选择“只投清华校友”这个 β 中的 β,希望把成功率再提高一点。投资里,成功率哪怕只高一点点,长期积累下来也很可观,本质上就是复利。
所以我们的策略是,只投清华校友,做“清华校友创业指数基金”。我引用的是二级市场指数基金的概念,但我们做的是一级市场的指数基金。
王学辉:指数基金不是盲投。比如二级市场里,你买沪深 300、中证 100、上证 50,背后也有筛选机制。指数的核心是“又多又好”。
比如 AI 概念股,你只买一个中际旭创,它去年从 1000 亿涨到 1 万亿,当然很好,涨了 10 倍。但如果你只买一个中际旭创,这不叫指数基金。真正的指数,是相关赛道里又多又好的公司都要配置。长期看,指数策略未必比得过最顶级的投资人,比如达利欧,但它很大概率能做到中位数以上。
早期投资也是类似逻辑。早期要“宁可投错,不要错过”,因为首先要布局;但到了 Pre-IPO 阶段,逻辑就变成“宁可错过,也不能投错”,因为单个项目金额大,容错率低。
王学辉:最早一波比较典型的是芯片领域,有一个“清华 EE85”现象,也就是电子系 85 级。当年很多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都来自这个群体,至少几十位,形成了一个现象。
这一波 AI 也类似。大模型领域有所谓“六小虎”“五小虎”;AI Infra 里有基流科技、硅基流动、无问芯穹等;具身智能里更多,比如银河通用、星海图、心动纪元、自变量、松延动力、加速进化等。
硬科技这一波,清华以及以清华为代表的理工科院校确实占优势。因为硬科技往往是十年磨一剑,背后可能有课题组 10 年、20 年、30 年的积累。到了某个时间点,技术能够产品化、商业化,又正好遇到中美博弈、大国竞争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背景,就形成了同频共振。
如果说今天的国运之争是科技之争、硬科技之争,那么理工科院校一定要承担责任。清华至少应该承担其中 10% 的责任,可能比这个还要大。
王学辉:我们经常说,没有清华同学造不出来的产品、做不出来的技术,但经常有清华同学卖不出去的产品和技术。也就是说,在研发、产品、CPU 等方面,清华学生可能比较强;但在 CMO、CSO、CFO,包括市场、战略、资本等方面,可能会稍微弱一点。
这跟学校长期的培养模式有关,也跟清华“行胜于言”的校风有关。很多清华校友的风格是“做十分,说六分”。我现在提倡的是有一说一:不要夸大,不要做六分说十分,但至少做到十分就说十分。
没有完美的个人,只有完美的团队。如果创始人在销售市场方面弱一些,可以和北大、人大等背景的人组合。公司三四位核心合伙人,价值观相同、能力互补,这样才更完整。
王学辉:王学辉:两者要结合。所有事情都实现了再去讲,这是一种工程思维。但创业家、企业家、领袖必须具备愿景规划能力和讲故事能力,要能塑造一个场域。
乔布斯讲“现实扭曲力场”,马斯克、马云也是这样。比如马斯克讲多星球物种、SpaceX 的时候,技术都完全具备了吗?有几个人相信?但他能塑造一种“因为相信,所以看见”的场域。
当然,讲完以后,下面必须有人能兜住。否则就成了光吹牛。所以一定是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起来。
王学辉:俞浩是师弟,我总体上是支持他的,希望他能做成。中国儒家文化里过于强调低调、保守,枪打出头鸟,所以我们其实很缺这种敢想敢干、敢于呼喊的人。
俞浩首先有扎实技术功底,学校里做过天空工场、高速马达,追觅从营收和利润来看也不错,而且利润很高。最近他可能出于营销或其他需要,有一些争议,但我总体上支持他。中国创业生态有时候太沉闷了,需要一点“活人感”,需要更鲜活的人。
马斯克、乔布斯也都有很多争议。争议本身并不重要,关键还是看他最后能不能给社会做出贡献。法乎其上,取乎其中。你说要做世界首富,最后做成中国首富也很好;你说要做百万亿美金,最后实现 10 万亿美金、1 万亿美金也很好。哪怕成为五道口首富,也很好。
王学辉:很简单,因为我天天要看项目。最早在共享办公室,我天天约项目到启迪之星咖啡厅,一开始一小时见一拨,后来缩到 45 分钟、30 分钟。现在不管是见项目还是聊投资人,基本都是 30 分钟一拨。我语速快,可以按一点五倍速传达信息。
刚入行时,我毕竟是从创业者转投资人。水木的定位是投清华校友项目,而且什么赛道都看,我不可能每个赛道都懂。所以我想,一个人聊也是聊,和 30 人、50 人、100 人一起看也是看。大家来自不同角度,总有人对某个赛道有认知、看过项目、投过项目,能提出问题或观点。
于是就形成了每周路演的机制。项目源源不断,我微信群里经常置顶七八十个群,其中二三十个就是 BP。通过水木路演,大家一起消化项目,这个传统就保留下来了。
王学辉: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,雷打不动四个项目。现在已经做到 219 期,未来肯定会往 300 期、500 期、1000 期继续走。
每周二上午还有雷打不动的内部立项会,也将近 190 期。立项会是内部投委会机制,5 票过 3 票。路演可以理解为初筛层,立项会是精选层。
水木的定位是对清华校友项目“应看尽看、应投尽投”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排不满,而是排得太满,项目都排到两三周以后,中间还经常要加塞。
王学辉:这只是初步接触,后面该立项、尽调、高管访都会继续做。但 30 分钟以后,基本可以判断值不值得进一步跟进。第一印象当然重要,但它决定的是是否进入下一步,而不是最终投不投。
王学辉:人和事都重要,但早期尤其是种子基金,基本投第一轮、第二轮,相对更看人。因为很多方向会调整,尤其在 AI 应用这类方向里,人就更重要。
硬科技项目另当别论。如果一个团队做可控核聚变、量子计算,这种方向最好是三五十年一条道走黑。我们会看师承、长期积累,也看 CEO 一号位是否有产业经验。如果没有产业经验,那他必须是少数创业天才。清华每届本科 3000 到 5000 人,我觉得也许只有 3 到 5 个人天生适合创业,其他人大多还是要在产业里历练 5 年、8 年、10 年再出来。
但 AI 应用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、模式创新这类方向,创始人的产品 sense、商业 sense、和用户打成一片的能力更重要。王兴在美团之前也创业过很多次,美团一开始也不是今天的外卖业务,中间调整很多次。这种时候,一开始具体做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。
王学辉:我觉得自己的战略认知能力算是一个优势。水木对我来说是创业,我是带着愿景和执念来的。
我自己创业时没有正儿八经做成一家 A 股上市公司,只做了新三板,当时也还没有北交所,这一直是我的遗憾,就像考大学没考上清华一样。
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这个定位很独特,在学校里能叫“水木清华”的,独此一家。当时 LP 也都是校友,支持校友创业、学生创业。再叠加硬科技这一波,我觉得非常适合做指数类基金。
我个人在水木的目标,是投出 100 家清华校友上市企业。投 100 个校友上市企业,才能了却我自己没有做成一家上市公司的遗憾。
王学辉:现在还是 0。大家也会问,既然现在是 0,为什么敢想 100 个?这就是创业者、企业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因为相信,所以看见。
我认为在清华硬科技这一波里,清华校友整体能上两三百家。这有数据支撑。清华企业家协会过去 25 年已经有 130 家上市企业,而过去 25 年还不是清华校友创业的时代。2019 年科创板开通以后,每年清华校友上市企业数量明显上升,接下来 20 年会更好。
两三百家我当然不敢说都能投中,所以给自己设了 50% 容错率:200 家里投中 100 家就行。为了投中这 100 家,可能至少要投 1000 家。这样就很符合“清华校友创业指数基金”的逻辑。
指数基金代表一种长期胜利。今天我坐在这里,可以预测 20 年后,如果我是指数基金,我的水平大概率会在中等偏上。我不能说自己是顶级,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但跑赢大势是相对确定的。
王学辉:没有直接关系。基金 2014 年成立时还是移动互联网、模式创新时代。我 2020 年 10 月 All in 的时候,AI 也还没有今天这么热,那时还是上一波 AI“四小龙”的阶段,2021、2022 年更热的是能源、“双碳”。
新一波 AI 是 2022 年底、2023 年以后 ChatGPT 带起来的。所以对水木来说,我们不追风口,我们只追校友。但校友会追每个时代的风口,所以整体来讲,我们哪个风口都落不下。
赛道终有起伏。现在专门做新能源基金、医疗基金的,过去两年可能比较寥落;专门做 AI 基金的,这两年肯定很好。但三五年以后呢?要不要转型?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寥落的赛道?这些都说不准。我的基本逻辑是,只要盯住硬科技、盯住中美博弈前沿,未来二三十年没问题;只要盯住清华或类似院校,就不会错过大的时代机会。
王学辉:我觉得还真是刚刚开始。大家对 AI 的认知是在不断提升的。最早觉得 AI 就是聊天,以前不能讲人话,现在能讲人话了,这是重大变化。如果 AI 只局限在聊天,全世界可能有两个大模型就够了,不需要太多。
但后来大家发现,Claude 在编程这件事上好像一下子解决了很多问题。基流科技创始人胡效赫来清华创业导引课上讲,他认为 Claude 在 coding 方面可能解决了 95% 甚至 99% 范围内的一些事情。于是 Cursor 等产品起来了,春节后 OpenClaw(龙虾)也起来了,各种 Agent 消耗 token 的速度呈指数上升。
包括 Kimi、硅基流动这类模型和 token 工厂,也都在这一波里出现机会。AI 对人类社会的促进,是不断打开我们对它的天花板。所以我认为 AI 才 3 年,确实还刚刚开始。
王学辉:因为 AI 通过不断迭代和涌现,不断打破大家的认知。你一开始觉得它有泡沫,但它很快又出现新能力,让你发现“它还能干这个”“它还能干那个”。它不断追上大家原先的预期,甚至超过预期,所以泡沫的讨论自然就少了。
王学辉:我有一个观点,可能是我首创的:马克思提出,但我个人觉得,单靠 70 亿人类社会本身很难实现。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理想,但如果未来有 700 亿机器人劳力,我认为反而可能大概率实现。
所以看具身智能,不能简单类比成手机行业或汽车行业。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行业之一,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伦理。今天机器人会唱歌跳舞,就像当年奔驰刚造出第一辆车,还处在汽车和马车并存的早期。这个事情可能是 50 年、100 年、200 年的长周期。
想象未来线 亿机器人服务人类,人类劳动会发生很大变化。劳动可能从谋生手段变成一种需要和权利。那时人类可能会说:“请让我劳动吧。”所以从愿景上看,这件事非常大,刚刚开始。未来出现 100 家千亿或万亿元以上的公司,都有可能。
机器人形态会非常多,就像《星球大战》里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智能生命,不同形状都能帮助人类完成各种体力和脑力活动。某种意义上,马克思的需要马斯克们去实现。
王学辉:都在看。我们最早投本体,后来投大脑。最近大脑又延伸到世界模型。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部件,比如灵巧手、减速器、PEEK 材料、触觉传感器等。灵巧手相关企业估值已经很高。这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产业链,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产业链,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
高飞:怎么看二级市场对智谱、Kimi 等 AI 标的估值是否有泡沫的争论?
王学辉:这个问题要放在大背景里看。过去很长时间,中国企业很难追到世界第二。美股长期是龙头,因为美国是全球科技龙头,七姐妹涨到让你怀疑人生。中国企业过去长期处在从属位置,大家习惯了同赛道头部公司和美国公司相比差一个汇率、差一个量级,觉得差 7 倍很正常。
但如果二三十年后中国综合国力真的远超美国,或者未来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老大变了,那么龙头企业就要有龙头溢价。以前我们习惯和别人差一个零、两个零,以后可能要先追平,再反过来领先一个零。
如果从“差一个汇率”到“反过来领先一个汇率”,里外里就是七七四十九倍。很多中国龙头未来涨 49 倍,从二三十年的视角看,我认为并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你看到 OpenAI 9000 亿美金,而智谱 5000 亿元人民币,就觉得泡沫很大,这可能也是因为大家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龙头切换的过程,认知需要逐步打开。
高飞:美国 AI 公司可以全球变现,中国大模型公司能否做到类似的全球输出?
王学辉:我觉得大模型反而更应该首先追平甚至超过美国,因为中国在 token 成本、电力成本方面有优势。Kimi、智谱、MiniMax 等都在做全球市场,很多模型本质上是算力和 token 输出。
如果世界工厂逻辑成立,token 工厂逻辑也可能成立。模型效果如果一个 85 分、一个 88 分,你便宜三分之一,用户为什么不用你?而且 token 是比较中性的东西,像水电煤一样,很难制裁。
看看新能源汽车行业,今天还有多少人提通用、丰田?新能源车慢慢变成中国的天下。未来在大模型、具身智能以及其他领域,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。
王学辉:要分开看。硬科技领域,创业门槛肯定变高了。元旦以后一级、二级市场这么火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尔、智谱、MiniMax 这些项目把闭环画出来了:国家支持,大投资,投了以后国家会让你上市,二级市场也认可,投资人能赚钱。
所以现在投资某种意义上是“政治经济学”,我们跟着十五五报告投,跟着新闻联播投,聚焦中美博弈前沿。这是国家战略、国家意志。AI、脑机接口、量子、可控核聚变、商业航天,只要是中美博弈最前沿,创业门槛肯定高。院士、硅谷大牛、产业 10 年以上经验,这些都越来越重要。我觉得这是好事,这些领域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做,民科式创业不现实。
但 AI 繁荣会带来一波模式创新,就像互联网大爆发一样。在模式创新里,门槛高低不是核心,商业 sense 才是核心。上一波模式创新里,清华校友也只是差强人意,并没有绝对优势。AI 应用里,草根创业、一人公司、脑子活的人,都有很多赚钱机会,比如 OPC、OpenClaw 这类方向。所以不能简单说门槛升高或降低,硬科技门槛变高,模式创新大家都有机会。
王学辉:肯定有。投资就是这样,你看中的不一定成,没看中的反而成了。我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会非常 FOMO、很遗憾,后来发现这是常态,没办法。
以具身智能这一波为例,因为现在有大 β 在,我们投中的项目涨得很好,但很多我们 pass 的项目也涨得很好。这就很难说,短期内大 β 把大家都推起来了,最后谁能真正做成还要再看。
有两个公司当年来水木立项会,现在都 150 多亿了。当时它们是 3 亿估值来水木,讲的是自动驾驶概念。三年前自动驾驶已经讲了 10 年,大家会觉得格局已定,3 亿也不便宜,就 pass 了。但问题是,一年以后它们转向具身智能,说自动驾驶很多经验可以迁移过来,于是一年融六七轮,估值直接到 100 多亿、200 亿。这种就很遗憾。你说当时理性判断也没问题,但它后面转了。
王学辉:我们最近要做一个成长基金,就是为了减轻这种遗憾。策略是一头一尾:头部尽量多布局,但肯定会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一些项目;如果错过了,OK,Pre-IPO 见。种子期和 Pre-IPO 轮一头一尾卡住。
如果只靠种子期,我觉得 20 年投出 100 个清华校友上市企业有难度。但如果再加上成长基金,在 Pre-IPO 轮补一把,我认为未来 15 年实现 100 个的概率很大。
高飞:现在距离“20 年 100 个上市企业”的目标,大概处在什么阶段?
王学辉:如果只看种子期,我入行五年半,现在最快交表的是三年前投的项目。但硬科技项目上市通常要 10 到 15 年,只有最近 AI 才出现三五年上市的机会。所以这件事有严重滞后效应。
可能前 15 年我布局了 1000 家,但只上了 10 家;后 5 年突然几十家补齐,这是有可能的。创业我觉得 10 年够了,做基金线 年起。基金比创业更滞后,因为企业上市、我们退出以后,基金才能清算、给 LP 交代。所以企业可能是 10 到 15 年,基金就是 15 到 20 年。
王学辉:水木基金第一期、第二期很多 LP 是校友个人,确实有很多情怀支撑。当时我们募的是 7+2,在国内已经算比较长了,很多是 5+2。但对天使投资来说,7+2 仍然不够。我认为天使基金应该做到 15 年。
现在国家大基金有 20 年存续期,可以投 15 年,这就很好。行业里也有一些人在做长期基金,比如曹毅做了一个 20 年的。15 年天使基金和 7 年天使基金完全是两个物种,商业模式完全不同。
如果是 15 年基金,我可以践行“投 10 个,死 9 个没关系”。只要成的那一个 15 年后上市,带来 100 倍回报,整个基金就是 10 倍。这样我一开始可以投得更大胆,非共识项目也敢搏。
但如果基金只有 7 年,我必须中途退出,享受不到 100 倍,可能只能享受 10 倍。那我就不敢让 10 个里死 9 个,最多只能死两个。我就会投得非常谨慎,本来 5 票过 3 票可以投,现在可能要过 4 票、甚至 5 票全过才敢投。机制完全不一样。
所以中国需要更多 15 年的天使基金。7 年基金不是不好,但更适合从 B 轮以后做 VC、PE 的逻辑。
王学辉:中国社会资本还没有太多老钱。我们的财富积累主要是这二三十年的事,不像欧美有两三百年的老钱。另一个原因是以前母基金存续期可能只有 10 年,那它给子基金就只能是 7 年。现在国家愿意给 20 年,给我们 15 年,这就是认知逐步提升的过程。
王学辉:这块我追踪相对少,也应该继续学习。美国硬科技里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,比如马斯克一个人做了天上地下很多行业,这挺好,也影响了中国很多创业者和国家规划。
但从 AI 投资来看,现在中美环境和过去不同。以前两边结合是优势,现在变成两边分离,要么站中国,要么站美国。国内创业者当然也会借鉴硅谷投什么 AI 应用,美国创业者也可能借鉴中国,但已经不是 10 年前、20 年前那种蜜月期、水融的状态了。
对我来说,做好国内的事、立足中国就足够了。按照十五五报告投,目前就够了。
王学辉:有利有弊。中国 2000 多个县和区、近 300 个地级市或区,很像 2000 个公司、300 个公司在竞争。我去地方看,真的很感动,能感受到贯彻上层意志的热情、招商的热情。有些地方说“周六休息,周六保证不休息,周日休息不保证”,这种卷法在美国很难看到。
好处是,上下一心,在国家层面形成“因为相信,所以看见”的时候,很多事能推动起来。造、光刻机、芯片、大模型、新能源车,都有这种逻辑。
但坏处是容易过度竞争。每个地方都在招商、都往同一个方向靠,最后可能形成产能过剩和类似大宗商品的周期波动。比如新能源车,一堆地方上项目,最后产能过剩。你不能说一个政策下来只让合肥做、不让杭州做、不让成都做,大家都会想办法靠过去。所以享受它的好,也要承受它的不好,不能两头都占。
高飞:不同区域会形成不同模式吗?比如合肥模式、杭州为什么出 DeepSeek?
王学辉:首先肯定有概率、机遇和运气。事后大家都能总结为什么很牛,但事前未必看得清楚。长期看,城市风格、领导风格确实有关系。
比如合肥已经形成名片,每任领导都敢拍板做一些决策。长鑫、京东方、蔚来这些项目,肯定要承担风险。当时投 600 亿,谁能说一定能看清楚?那都是事后总结。事前就是一开始有一两任领导敢赌,而且赌对了。赌对以后,资金实力也上来了,容错率更高,就像红杉、高瓴一样,钱多,投 10 个成 3 个也可以,失败的 7 个大家不说。
但也有地方领导很有魄力,第一把就赌错了,那就成了分母。创业和投资里都有这种命运感。第一把成了,就会有马太效应、飞轮效应;第一把不成,可能要疗伤很多年。比如有些地方押新能源车,最后一地鸡毛,后任领导就不敢再拍了。
但对中国整体来说,300 个城市、2000 个区县竞争,总有人会跑出来。就像指数基金一样,总有人死、总有人成,但整体还在往前走。
王学辉:投后赋能是水木募投管退里非常重要的一环,但我们的投后是差异化的。
比如君联资本脱胎于联想,有柳传志那套管理思想,在管理赋能上非常强。君联投了智谱,也是智谱很大的外部股东,长期有五六位专家顾问常驻智谱,帮他们处理管理运营上的各种问题。这方面人家确实有经验,不一定是水木的长项。
水木主要靠校友网络的群体赋能。比如我们有清华企业家协会,水木投了企业后,符合条件的会推荐到清企。这是非常大的赋能,因为一下子把创业者放到 1000 位经过 25 年筛选的清华优秀企业家、投资人面前,里面资源应有尽有。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,资源都有,你自己去吃。
找人,主要是在校友圈范围内找合伙人级别的人。有些校友在不同阶段,可能在 gap,也可能在等机会,我们可以撮合。合伙人之间有校友信任基础,成功概率相对更高。
找钱,创业公司要持续融资,所以我们有每周一次水木路演、每季度一次水木拟投企业路演,也会在朋友圈和各种群里持续发项目融资新闻和 PR。一有新闻,我们马上发到群里。很多投资人看到后会说喜欢这个项目,能不能帮忙拉个群。所以我每天可能要拉 30 到 50 个群。
找订单,因为科技创业很多是 To B、To G,To C 我们帮不上太多。我们去 TEEC、三创大赛、亚杰商会,也去各地政府,一方面谈落地、招商,一方面帮企业拿市场、拿订单。
王学辉:我现在最大的矛盾,就是微信产生的速度快于我处理的速度,已经快到临界点了,基本每天都处理不完。
OpenAI 刚出来时我也挺兴奋,后来发现很多事情 AI 也处理不了。因为它怎么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?很多判断还是需要人脑。所以只能提高效率,把一小时的建联压缩到 30 分钟,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往前推进。
王学辉:水木本来就是一个平台。我们在策略上选择了差异化:与其更好,不如不同。市场不缺一个红杉、高瓴,但需要一个像水木这样的平台型机构,让大家都愿意合作、互通有无。
我们也会故意选择跟投策略,和大家都做好朋友,把朋友搞得多多的。比如我们讲水木 F4、水木 G20,本质上都是朋友圈、合作网络。
我说的 G20,就是 20 个紧密合作的朋友。一年合作三个项目,你给我推荐一个,我给你推荐两个,大家都开心。与此同时,我跟 20 家同时合作,最后可能投 60 个项目,项目最多。我们经常是跟投,投得少,所以不和领投方冲突。如果两家都想领投,每个项目都抢,关系就微妙了,以后有项目会互相防着。但水木不是,大家会觉得“水木好,水木好”。
某种意义上,水木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。大家都愿意和水木一起玩。只投清华、广交朋友、充分连接、做指数基金,这些文化会让水木进入良性的飞轮效应和网络效应。
王学辉:目前没有动摇。因为这是一种策略选择,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。创业一开始也要单点突破,昨天胡效赫讲“一针捅破天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正因为只投清华校友,所有想找清华校友项目的人,首先会想到水木。如果我们什么都投,大家不会首先想到你,可能会先去红杉、真格、英诺、蓝驰看看。但只要找清华校友,大家就会先找水木、先找学辉。不找反而像是你的错误。
只投清华这个标签贴得足够牢,对水木未来 20 年都是有好处的。因为现在清华校友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好,光清华校友项目根本看不过来,还没有到需要扩展的时候。
这其实就是用创业思维做基金,是一种战略。红杉、真格的策略也是好策略,重投重管也很好;水木的指数基金策略也是好战略。战略的对面也可能是好战略,关键是坚定执行。
王学辉:两年前资本寒冬的时候,我呼吁比较多。2023、2024 年时,我主要呼吁两件事:一个是时间,要有更长期的基金;另一个是反投,希望反投机制能有所改变。
但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大家形成右侧交易、形成共识,国家、政府、社会资本都行动起来了。发改委大基金也已经改变:一个是 20 年期,另一个是不允许搞反投,因为全国一盘棋。这非常好,说明国家已经在行动。
所以现在也没什么好呼吁的了,就是抓住热潮,趁势而上,大干快上。现在最稀缺的是时间,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花。时代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机会,我们好好干就行了。
王学辉:我觉得非常好。原点社区我时不时来,每次来变化都挺大。刚才路过大街,看见小透明蒙古包,有人在里面喝咖啡、聊事情,很有生活情调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氛围。
包括原来的老房子都重新装修了,今天还有原点 Talk 这样的节目。二十年前我知道的是清华园宾馆、五道口电影院,那都是另一个时代的印记。现在旁边有清华人工智能学院,整个区域随着产业升级、时代进步,与时俱进。
我认为原点社区现在的氛围,就是新时代 AI 创业、硬科技创业、95 后和 00 后创业该有的氛围、环境和场域。
高飞:您接触很多 70 后、80 后,也接触很多 95 后、00 后,不同年龄层创业者有什么差异?
王学辉:差别很大。现在大家会说“老登、中登、小登”,在一级市场、生活和创业里都有这种现象。
前一代很多人在房地产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时代做得非常好。有些人转型很快,赶上了 AI 和硬科技这一波;但也有人转型很慢,一方面还沉浸在上一波时代,另一方面对新一轮变化有所怀疑,可能就错过了这趟时代列车。这很正常。
每个人往往只能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列车,很少有人能抓住所有周期。什么康波周期、产业周期,如果都能抓住,那太难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和思维局限。
对我来说,我不希望自己很快成为“老登”,所以我的策略是拥抱年轻人,主要去跟年轻人聊天。在他们眼里,世界是蒸蒸日上的,一天比一天好,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但在部分上一代人眼中,可能觉得世界顶点已过,世界在往下走。两种判断都可能有自己的道理。
现在中国社会里,AI 和硬科技这一波是结构性的,不是所有东西都好。但既然这一波已经来了,那就赶紧赶上这波,和年轻人打成一片。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。
王学辉:我不认同“垮掉的一代”这种说法。年轻就意味着拥抱未来。你怎么看待未来、怎么看待世界,决定了你是否年轻。如果一个人看未来的方式足够年轻,他其实也是年轻的。
高飞:节目叫《原点 Talk》,最后想请您谈谈,创业这件事的原点是什么?
王学辉:原点就是初心。创业者其实是一类人,就像有人单眼皮、有人双眼皮,有人个子高、有人头发黑,这是一种基因。在人群里,大概有 3% 到 5% 的人,就像蚁群里总有一部分个体要去探索社会边界。创业者就是在经济领域探索边界的人。
这类人永远存在。他们存在的意义,就是白加黑、7+2、711、5+2,不折腾能死。人类里总有 3% 到 5% 的人愿意在社会边界、经济边界上折腾。
尤其这一波 AI 和硬科技创业,我认为很多人的初心就是改变世界。博士探索的是学术边界,在学术的边缘探索人类星辰大海;创业者是在经济领域探索星辰大海。
从创业原点和初心来看,大家还是想改变一些世界,让世界因为自己来过这一遭,能够更好那么一点点。他们愿意承受九死一生的压力,去做一些改变。成功或失败都很正常,但总体上人类社会是在往前走的。